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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紅色DNA的六大要素：以先進的思想文化為重要內涵的信息傳播系統、以工人台中月子中心收費階級與先進知識分子為重要成分的社會基礎、聯系國際與國內重要城市的水路交通系統、發達的郵政通訊系統、具有現代政黨社團活動傳統的、可供依托的社會組織系統、維持政黨社團正常活動的安全系數
中國傳統文化中，紅色代表著吉祥、喜氣、熱烈、奔放、激情等，有驅逐邪惡的功能。五行中的火所對應的顏色是紅色，八卦中的離卦也象征紅色，古代許多宮殿和廟宇的墻壁都是紅色。由此，紅色在中國政治上常被用來象征革命，黨領導下的革命資源也就被稱為紅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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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紅色資源的形成路徑，可以分為如下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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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是根據地式的，如井岡山、延安，都是有土地、人民、政權、武裝，是自成聯系、自成系統的，就像樹木長在那片土地上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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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是紀念地式的，是某一次戰爭或某一項活動在那裡發生，但是其事與其地不具有必然聯系。比如說一大閉幕會議之於嘉興南湖、古田會議之於福建古田、遵義會議之於貴州遵義等，都是飄葉之於土地的關系，有一定聯系，但不是理由充足的必然關系，不是樹木之於土地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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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相比較，就會發現，如果是根據地式的，那裡的紅色資源是呈整體性的、密集性、系統性，而紀念地式的，則不一樣，呈單一性、孤立性、片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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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是半根據地、多紀念地式的，近代上海的紅色資源即屬此類。這是介於前兩類之間，同時又兩類兼而有之。上海並不是革命根據地。所謂革命根據地，至少具備四要素，即土地、政權、人民與武裝，此四者缺一不可。但是，上海又是多紀念地式的。中國共產黨利用上海城市的特點，在這裡進行那麼長時間的、那麼繁多的活動，包括中共一大、二大、四大在這裡舉行，另有八次中央會議在上海召開，中央局、團中央機關設在這裡。上海這個城市對黨領導的革命活動，已經具有一定的基礎性、依托性功能。盡管沒有政權，沒有獨立武裝，但是，這裡是可以安身活動的一個基地。因此，可以說它是有半根據地性質的，又是多紀念地式的。從紅色台中五星級月子中心資源角度來看，上海既不屬於革命根據地，也不屬於一般單一的紅色紀念地，而是屬於介於兩者之間、兼具兩種部分功能的第三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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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這三種類型放在全國看，跟上海有類似情況的城市不是很多，廣州有一點，武漢有一點，但是那兩個城市跟上海性質、規模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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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在共產國際直接幫助與支持下創立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以推翻舊的社會制度為宗旨的、具有廣泛國際聯系的、全國性革命政黨，其創立與活動，至少需要以下六個相關系統的支撐，即以先進的思想文化為重要內涵的信息傳播系統、以工人階級與先進知識分子為重要成分的社會基礎、聯系國際與國內重要城市的水路交通系統、發達的郵政通訊系統、具有現代政黨社團活動可供依托的社會組織系統、維持政黨社團正常活動的安全系數。近代上海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瞭這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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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思想文化的傳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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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立起來的。此前共產主義思想傳播的廣度、武裝知識分子的程度，是建黨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不是全無基礎、毫無憑借的橫空而來，而是在此前一波又一波西方新學說、新思想傳播基礎上累積與遞進而來的。就全中國范圍而言，清末民初的上海，正是這樣的新學說、新思想的傳播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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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上海，是西方文化輸入中國最大的窗口，無論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還是精神文化，都是先傳到上海，在上海有瞭相當厚實的基礎，然後再傳到其他通商口岸和中國內地。西方新學說、新思想的傳入，無論是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理學、地質學、生物學，還是哲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無論是進化論、民約論，還是社會主義學說、無政府主義學說，幾乎都是先傳入上海，然後擴散開去。以馬克思主義傳播而論，1898年上海廣學會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1899年，《萬國公報》發表的《大同學》，述及歐洲社會主義流派與馬克思學說。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最早傳播的記錄。到二十世紀初，這類傳播數量更多，內容更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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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學說、新思想傳播到上海，其數量之大，比例之高，今人已很難想象。從晚清到民國，全國新的出版物，上海要占到75%以上，其中以新學說、新思想為主要內容的書籍，比例更高。從洋務思想、維新思想到革命思想，上海都是全國傳播基地與思想高地。以與中國共產黨創立關聯度最高的新文化運動而言，上海既是發動地，也是制高點。《新青年》在上海創辦，在北京大學高舉新文化大旗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馬敘倫等，都是清末上海有名的新派人物。新文化運動鼓吹的個性解放、婦女解放、批判孔教、白話文，在清末上海都已發軔，或已頗有聲勢。民國初年的上海，繼續保持在新學說、新思想、新文化方面領導潮流的地位。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陳獨秀南下上海，上海更成為中國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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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在晚清時候，這些影響不像五四時期對社會的沖擊那麼大呢？這是因為，五四時期，北京宣傳新文化的那些人，相當部分原來都在上海活動。他們在上海宣傳這些新學說、新思想、新文化，上海社會能接受，就沒有也不會起很大的沖突。以男女平等而論，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上海這方面的學說就已經很多。上海有很多婦女在工廠裡工作，婦女地位在提高，便要求放腳，發動天足運動，便要求男女平等，進而倡導婚姻自由。以白話文而論，上海晚清時候就有，出瞭那麼多白話報刊和白話書籍，胡適出國以前在上海就編過白話雜志。以批評孔孟之道而論，在晚清上海都相當普遍，《童子世界》等雜志對於孔孟之道的批判，已經達到相當的深度。但是，當蔡元培、陳獨秀一批人到北京宣傳新學說、新思想、新文化時，北京沒有上海那樣的社會基礎與思想文化基礎，沒有那麼多的現代企業，沒有那麼多婦女在工廠裡工作，沒有那麼多外國人在城市生活，沒有那麼多西洋的東西存在日常生活之中，於是，就引起瞭尖銳的沖突。那個時候，京滬兩個城市一個傳統，一個現代，文化差異很大，在上海被視為正常的學說、思想、文化，移到北京，便被視為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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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不同地方的知識分子多已認可上海在新學說、新思想、新文化方面的領先情況。所以，1920年醞釀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共產國際以及蘇聯一些代表，他們在報告裡面明確地講，上海是中國共產主義出版事業的主要中心。1920年，聯共（佈）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維連斯基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就說：“上海是中國共產主義出版事業的主要中心。在這裡，東亞書記處擁有許多報刊，我們有《上海生活》，中文報紙《周報》、《社會日報》，雜志 《新青年》（是月刊，由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博士出版）、《新中國》等。”受俄共 (佈 )華人黨員中央組織局派遣來華的劉江也稱：“上海是中國社會主義者的活動中心，那裡可以公開從事宣傳活動。那裡有許多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 ，出版 300多種出版物 (報紙、雜志和書籍)，都帶有社會主義色彩。那裡時而舉行群眾大會。出版的書籍、報紙和雜志，刊登有蘇俄人士，特別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購買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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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這麼開放的文化氛圍，上海才能聚集那麼多進步文化人才，出版那麼多宣傳共產主義、宣傳民主革命的書刊與文藝作品。從建黨初期的《新青年》、《共產黨》，中共早期創辦的日報《熱血日報》、《紅旗日報》，頂著白色恐怖面世的《前哨》，宣傳抗日救亡的《大眾生活》，到解放前夕出版的《新少年報》、《文萃》；從馬恩原著譯本到進步讀物《大眾哲學》、《西行漫記》、《魯迅全集》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從《國際歌》翻譯、《大刀進行曲》與《義勇軍進行曲》創作，無一不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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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時期，幾乎所有重要的馬、恩、列的名著都是在上海出版的。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馬克思《資本論》、《哲學的貧乏》(許德珩)、《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劉曼)、《馬克思工資勞動與資本》與《工資價格及利潤》(朱應會)、《革命與反革命》(劉鏡團)；恩格斯《傢庭私有財產及國傢之起源》(李膺楊)、《農民問題》(陸一遠)、《費爾巴哈論》(彭嘉生)、《自然辯證法》 (杜畏之)、《從猿到人》(成嵩)、《反杜林論》（吳黎平）;列寧《帝國主義論》(劉埜平)、《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吳涼)、《國傢論》(江一之)，《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傅子東)、《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杜畏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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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要強調的是，馬恩著作在上海出版，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上海不是隻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民國時期，上海掀起瞭一個很大的對於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名著的翻譯、出版熱潮，舉凡西方的哲學、經濟、社會、歷史方面的名著，著名的文藝作品，在上海都有翻譯，而且都有很好的銷路。這方面，鄒振環已有很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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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晚清到民國，上海的出版物，介紹瞭馬克思的著作，介紹瞭歷史唯物主義，介紹瞭無政府主義的一些東西。伴隨著這些思潮而來的其他的西方思想文化，凡是當時人們認為進步的、有價值的東西，都如潮水般地湧來。也正是在這個大潮當中，中國知識分子拓寬瞭眼界，飽讀瞭眾多的西方書籍，汲取瞭豐富的營養，不斷地比較、選擇，最後覺得馬克思主義比較適合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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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資源的綜合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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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是仿照蘇俄共產黨建立起來的。以工人階級為社會基礎，是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必然的道路選擇。上海是近代中國工人階級人數最多、最為集中的地方，這是任何一本中共黨史都會述及的，茲不贅述。就紅色資源的社會基礎而言，這裡需作三點補充，即城市規模、移民人口與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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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革命為中心，是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經驗之一。以俄為師的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必然極其重視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上海在1900年，已是超過百萬人口的中國第一大城市。1919年，上海已是中國超大城市。那年中國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9個，前10名依次是：上海、廣州、天津、北京、杭州、福州、蘇州、重慶、香港與成都。這時，上海人口為240萬，比第2名廣州（160萬）多80萬，比第3名天津（90萬）多150萬，差不多是北京（85萬）的三倍，超過後4名即蘇州（60萬）、重慶（52.5萬）、香港（52.5萬）、成都（50萬）四個城市的總和。這樣超大規模的城市，自然會受到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的首先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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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人口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活動至關重要。中國共產黨是全國性政黨，黨的發起人員來自全國各地，黨的中央領導成員來自全台中做月子中心國各地，這對於中央所在地人口特點會有一定要求，人口來源越廣泛越能適應。近代上海移民通常占總人口80％左右。這些移民來自全國各地，包括江蘇、浙江、廣東、安徽、山東、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等。這樣高比例、多來源的移民人口，為全國各地人口在上海立足、活動提供瞭難得的土壤。建黨初期在上海活動的中共領導人，從江蘇、浙江、安徽，到湖南、湖北、廣東，各處都有，他們在上海都有同鄉甚至親屬，這是移民社會為他們提供的特有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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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沒有嚴格的戶口管理。保甲制度在別的城市可以推行，但是在上海就推行不下去，或推行不徹底。北洋政府時期，上海先後於1920、1924、1925年進行過戶籍調查，但不全面，也不精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8年，上海進行過比較全面、細致的調查，但僅是調查而已。五方雜處，不查戶口，使得近代上海社會更具有異質性、匿名性與流動性特點，為中共領導的秘密鬥爭提供瞭比較理想的場所。創黨時期，安徽人陳獨秀、湖北人李漢俊、湖南人李達，在上海活動，各操鄉音，但是，毫無妨礙。1923年，毛澤東在上海閘北香山路公興路口的三曾裡(今象山路公興路口)的中央辦公處，住瞭近3個月，對外以“報關行”職業為掩護。這所房子住瞭3戶人傢，即毛澤東、楊開慧夫婦和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夫婦和孩子，還有羅章龍一傢。三戶人傢都是湖南人。這是當時上海通行的散中有聚的居住方式，即來自同一地方的人習慣於集中居住同一個地段或同一幢房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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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華民族最先覺悟的都是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全部是知識分子，其早期活躍分子，也主要是知識分子，尤其是留學歸國的知識分子。留學生在中外文化溝通中，起瞭橋梁作用，他們瞭解中國情況，瞭解外國的情況，所以，他們會成為一個民族最先覺醒的部分。知識分子集聚的程度，數量的多少，直接影響黨的活動。建黨以前，中國集聚知識分子最多的地方，一是上海，二是北京。北京的知識分子主要集中在幾所大學裡，數量遠不及上海多。上海知識分子除瞭在大學裡，還有諸多文化機構，包括商務印書館和一些報刊雜志社、律師事務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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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所以集聚瞭那麼多的歸國留學生，原因有三，一是近代上海城市發展跟西方大城市基本同步，留學生在西方學的東西到上海能夠派得上用處。二是生活上也能夠適應，有的人國外回來以後，到其他地方不能適應，或者工作不能適應，或者生活不能適應。三是上海有與外國聯系的發達的網絡和平臺，上海賣外國書、賣外國報刊，與外國學者交往也多。留學生如果到內地去，原來學的東西就派不上用處，或者原來聯系的渠道就不通暢，留學的“武功”也就因此廢除。所以，相當多的海歸留在瞭上海。曾翻譯都德《娜拉女郎》、司湯達《紅與黑》的從法國留學歸來的四川人羅玉君說過一段話： “當年離開巴黎時我就想，隻要這個世界上有地方放下我的書桌，有地方出版我的譯著，有年長的年輕的讀者喜歡我的書，珍藏我的書，那地方就是我眷戀的，……正因為如此，巴黎留不住我、歐洲留不住我，四川太凋蔽也留不住我，留住我的恰恰是上海。”她說這段話的時間比較晚，但是，這段話很能反映民國時期留在上海的歸國留學生的一般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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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國留學生在上海分佈特點也很有意思，留學歐美的人和留學日本的人也不一樣。其時歸國留學生，從歐美回來的人待遇好一些，從日本回來的情況差一點。所以，從日本回來的海歸住在四川路、虹口的相對多一點，從歐美回來的住在法租界的比較多一點。當然也有個別情況，但是總體上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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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吸引瞭那麼多從國外回來的留學生，吸引瞭那麼多全國各地有志向、有才華的人，有那麼一批人信仰馬克思主義，那是很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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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的交通系統台中產後護理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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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系統與空間移動聯系在一起。建黨以前全國各地沒有哪一個城市有上海那麼發達的交通系統。上海襟江帶海，內地人（如四川人、湖南人、湖北人）要到國外去，必須經過上海。上海航運系統在十九世紀後期已經形成，有內河、長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運系統，出入上海的輪船和噸位都占全國總數的五分之一以上。上海在晚清時候，鐵路已經通到南京、杭州，再由南京通往天津，由杭州通到寧波，進而與全國鐵路網相連。上海市內交通也遠比內地其他城市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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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人在上海要搞工人活動，特別是搞地下活動，市內交通是非常重要的支撐條件。晚清上海已有人力車、馬車、有軌電車、出租汽車等交通工具，到瞭民國時期，又增加無軌電車、機動渡輪、公共汽車，公交車輛線路更多。搞地下活動，有時候需要汽車，有時候需要馬車，有時候需要人力車。其時，上海道路系統多元而復雜，尤其是南市、閘北、滬西等地方，有些地段汽車很難開進去，尤其是無法開到弄堂裡面去。汽車不能開進去，黃包車能夠進去，對於隱蔽戰線的鬥爭，有時候反而更加有利。交通不便有不便的好處，便於隱藏。所以，有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對於黨組織在上海的活動有特別的價值。這也是日後黨中央機關長期設在這個地方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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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通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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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上海郵路可與全國各地相連接，為國內郵差線的一大中心。上海口岸停泊著眾多國傢的郵船，國內的郵差線經上海可聯郵世界各國。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俄國等在上海均設有郵局。通訊方面，上海國際國內通訊聯系均極便捷。電報，到十九世紀末，上海國際電報北可以經日本與俄羅斯通報，南可以經香港與歐美各國通報，國內通報四通八達，北到北京，東北到山海關，西北到西安，西到漢口，西南到瀘州，南到廣州。這一通訊系統並不是專為政黨活動才建立的，首先是為瞭滿足商業、軍事等方面的需要，但這些通訊系統的存在，為政黨活動提供瞭重要的便利條件。一個現代性的政黨要搞各種活動，必須依托現代性的通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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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交通與通訊網絡，對於城市來說，有如身手矯健，脈動強勁，經絡順暢，這對於中共領導的政治鬥爭至關重要。就與外部聯系而言，中共中央與各地黨組織之間，與共產國際之間，都必須保持密切而通暢的聯系。在上海活動的許多領導人，如周恩來、李立三、劉少奇、陳賡、陳毅、澎湃、楊殷、惲代英等，其活動地點，都是在各地流動的，時而北京，時而武漢，時而廣東，時而江西。在上海城市內，中共組織在大部分時間裡處於秘密狀態，黨員的住處時常變換，聯絡地點時常變換，時而租界，時而華界，時而滬西，時而閘北，聯系方式時常變換。在這種狀態下，沒有便捷的交通與通信網絡，很難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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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處理顧順章叛變案件為例，1931年4月24日，顧在武漢被捕叛變。25日晚，時在南京的錢壯飛獲悉此信息。26日清晨，情報就傳遞到時在上海的周恩來那裡。周立即安排中共領導機關轉移，安排時在天津的中共地下情報員胡底轉移。等顧順章到達南京面見蔣介石時，周恩來這裡已經轉移妥當。假如這個城市裡面沒有一個發達的通訊系統，沒有火車可通，那後果就不堪設想。所以交通系統、通訊系統對於紅色革命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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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第四次反圍剿信息傳遞為例。1932年夏，蔣介石籌劃第四次對蘇區的“圍剿”，擬定瞭對鄂豫皖根據地的具體進攻計劃，以及他獨創的所謂“掩體戰略”。共產國際派到上海來的紅色間諜左爾格獲此情報後，立即交給其中國同伴陳翰笙，陳翰笙通過宋慶齡，及時送到瞭蘇區。鄂豫皖根據地的紅軍以徐向前任總指揮的紅四方面軍為主力，得到情報後，立即作戰術轉移，主動退出根據地，使國民黨軍撲瞭個空，又一次粉碎瞭國民黨消滅紅軍的圖謀。這個事件，典型地說明，沒有便捷的通訊系統，就沒有革命的勝利。這類例子，在中共黨史、軍史裡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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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依托的組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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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高度嚴密的組織。中國傳統時代從來沒有這樣一個組織。近代上海，人們不斷把西方集會的方式引進到上海，也將西方社團、政黨一類組織引進上海。戊戌維新時期，強學會在上海有組織。辛亥革命以前，上海有軍國民教育會、同盟會分支機構與光復會，還有政聞社等團體。民國初年，政黨林立，1912年以後，全國有56個政黨，有相當一部分總部設在上海。民國初年組建社會團體與政黨，在上海已司空見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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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海還有很多其他組織，從晚清到民國，上海會館公所的數量，少的時候有五六十個，多的時候有二百多個，為各地移民提供安排住宿、介紹工作、排解糾紛、防病治病、聯絡鄉誼等服務，有的還提供從小學到中學的教育。各地在上海的人數少的話就以省為單位，多的話就以府或縣為單位，組織同鄉機構。江蘇、浙江、安徽、福建等省人，在上海有的是一個府有一個、兩個同鄉組織，有時候一個縣還有兩個同鄉組織。同鄉組織、同業組織，都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以後很重要的社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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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在早期發動工人與民眾起來鬥爭的時候，不是一個一個發動，而是一群一群發動，通常是通過同鄉組織、同業組織。這樣的發動方式，就要利用先前業已存在的社會組織與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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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資營造與利用的安全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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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中央機關所在地長期在上海，1949年以前的28年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時間，中共中央機關所地在設在上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利用瞭上海的縫隙效應。1903年公共租界巡捕章程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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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奉法租界官員之命，或奉會審衙門之命，或奉其他華官之命，而無合例之牌票，或不協同巡捕拘人者，皆為違章拘人。一經查出，巡捕立即將違章之員役，拘獲請懲。按：華官欲在租界拘人，必先有正式公文，經由領事簽字。按：租界匿有要犯，須由華官移文西官，始飭捕房派探協拿。俟初審明確，方可移解。若遇該犯於途，可即喚捕拘拿，同至捕房報告，候其解送法院。若竟私自扭送，雖喚捕同拘，亦與亂捉人者無異，自身反被管押審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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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存在期間，無論是晚清還是民國，如果沒有租界當局的同意，華界巡捕不能夠到租界裡面抓人。租界裡面，租界與華界結合部，更是政治控制最薄弱地帶。正因為有瞭這樣的縫隙效應，所以中共一大、二大、四大開會的召開地點，都是利用瞭這一縫隙。中共一大開會的地方，房子剛剛造起來沒有多久，其管理處於法租界的邊緣地帶。二大完全是法租界跟公共租界交界的地方，四大在越界築路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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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系數方面，有兩個特別的例子：其一，1929年11月，任弼時在上海被捕後，在法庭上堅稱自己叫彭德生，江西人（實際是湖南人），無業，最後被以所謂“危害國傢安全罪”判處40天，後減刑釋放。其二，1931年，關向應在上海被捕後，自稱李世珍，職業教員，是從東北來上海探親訪友的，現在被抓實屬無辜和冤枉。後經組織營救，被無罪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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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海租界進行活動的例子還有很多，陳獨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兩次被上海法租界當局拘捕，理由都是宣傳“過激主義”，經有關方面斡旋，分別罰洋100元、400元瞭事。出獄後還是照樣在法租界活動。楊度作為共產黨員，也是杜月笙門客，好幾次黨組織有事發生，讓楊度去找杜月笙，楊度請杜月笙到法租界塞錢，有時候成功，也有一次沒成功。法租界管理的形式跟公共租界不一樣，法租界經濟不發達，治安管理要靠華人。於是，黃金榮、杜月笙這樣的人就有活動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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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雜處和華洋混處，都對安全因素起作用。五方雜處，使得近代上海社會更具有異質性、匿名性與流動性特點，為中共領導的秘密鬥爭提供瞭比較理想的場所。鄧穎超回憶說：我們在上海，“我們的住處隻有兩三個同志知道。還經常搬傢，有的地方住半個月，有的地方住一個月，有的長一點，但住一年就瞭不起瞭。每住一處，改用一個名字。名字隨我們起，二房東隻要給錢就行。” 最後一句話“名字隨我們起，二房東隻要給錢就行”，生動地說明上海社會的廣闊性、異質性、陌生性對於秘密工作帶來的便利性，也說明共產黨人對上海這座城市特點的利用得心應手。鄭超麟回憶更生動：（陳獨秀等人）常開會的地方是寶山路南邊某同志傢裡，大多夜裡開會。有一夜，向警予說，很晚才開完會出來：弄堂裡，獨秀一面走，一面說：“他那個三番沒有和成，真可惜，已經聽張瞭，七束一定有，但總不出來……”直到看弄堂的開瞭鐵門放我們出去之後，他才不談牌經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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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洋混處，使得外國人在上海活動成為正常現象。共產國際派人來幫助建黨。1920年上海，差不多有五千俄僑，俄僑活動比較集中的地方，正好是共產黨活動比較多的地方，這為維經斯基等人的活動提供瞭很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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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英三兄弟被地下黨安排到上海，而不是離湖南更近的武漢、廣州，就是看中瞭上海的安全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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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間裡，共產國際支援中國共產黨的經費，就是通過上海，然後轉運到延安的。共產國際匯來的是美元，美元在中國內地不能流通。中共中央派毛澤民等人到上海，在泥城橋附近辦瞭一傢申莊貨棧，將援款通過買公債、股票等方式，再分批換成通用貨幣，或輾轉帶到陜北，或購買紅軍急需的物資。紅軍用的通訊設備，印刷器材，也主要是通過上海采辦的。這些都是共產黨人瞭解上海城市特點、自覺利用這些特點進行鬥爭的典型。蘇區需要一些特別的藥品、電臺之類的東西，這些東西非常重要，但是，靠我們土法子是沒辦法生產的。這樣，上海城市的價值就至關重要瞭。特別是醫藥方面，宋慶齡從國際上運瞭很多支持根據地的物資，都是通過上海這個渠道運送過去的。所以上海對紅色革命的支持，起到瞭其他一些城市，或者是其他那些根據地沒辦法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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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個系統，即思想傳播系統、社會基礎、交通系統、郵政通訊、組織系統、安全系數，歸結到底，都與上海城市集聚性與特殊性有關。這兩個特性又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特殊性（租界存在）刺激瞭集聚性，集聚性增強瞭特殊性。特殊性與集聚性疊加在一起，就使得上海在紅色資源方台中坐月子中心價格面，一方面既有井岡山、延安等根據地的一些元素，又與之很不相同，同時還能與之一些必要的補充；另一方面既有古田、遵義等紀念地的一些特點，又與他們迥然有異。集聚性加特殊性，構成上海的唯一性。這種唯一性，使得上海在中國共產黨紅色資源的版圖上，色澤特別，無可比擬，而又極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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